《生死朗讀》改編自哈德‧施林克(Bernhard Schlink)的同名小說，講述了一名15歲德國少年的故事：他愛上一個年齡比他大兩倍的女人，而這個女人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那就是她曾參與大屠殺。戴德利說：「它不是一部講述大屠殺的影片，而是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兩代人之間的故事。通過看《朗讀者》，你能明白在一個實施種族滅絕政策的社會裡，人們是怎樣生活的，又是如何相愛的。」
「朗讀」在書中擔負著道德良知催化劑的作用，也是維繫男女主人公感情的途徑，看似司空見慣的一個行為，卻在這個故事中被放置顯要位置。試想，漢娜如果識字，她就不值得可憐，就表明她明知故犯、罪大惡極，是納粹的幫兇，可恰恰因為文盲，使其命運雖背負歷史罪狀卻深得大眾同情。這就是與社會傳統指認的道德情緒是相違悖的，試想，那些親人死在集中營的後代怎能從這種憤怒的情緒中解脫出來？施林克將分寸掌握得很好，既譴責了納粹集團的醜惡行徑，又抒發了個人對無辜人士的同情和理解。正是這種道德感的把握恰到好處，及那種將僵硬化的統一認同化解為對個體命運的客觀認識，這是此書的成功點。書的中間部分，有主人公米夏到集中營舊址徘徊的部分，以大段的環境及心理描寫道出了「他」內心深處的複雜情緒，散文化的語言，極似施林克的獨白，有必要認為，這便是他想表達的一種矛盾且複雜的觀念態度。
電影的敘述顯然要明朗得多，因為又要顧及故事結構與原著的同一化，又要使其線索明晰、使一些心理段落化為視聽覺藝術，這就使得一些內容變得「功能化」，為了交代或過渡、串連，它們顯得生硬刻板。
一盤盤磁帶通過郵寄的方式到達漢娜的手中，她如同久旱逢甘霖，一盤盤仔細聽著，聽著故事裡的人物命運，再而將這種「閱讀」方式化為自己親力親為的學寫詞句（不過，要是你仔細一點看，那個字是英文，並非德文），她從知識的領域中觸及了自己犯下的罪孽，她的死原本是因此而發，（或是對20年獄外社會生活的恐懼？）在電影中，溫斯萊特的一個動作卻使其意義變得狹隘起來——彷彿是米夏無法再愛20年後的漢娜，她覺得被拋棄而選擇自盡。
媒體評價：
《綜藝》雜誌的托德‧麥卡錫(Todd McCarthy)說：「這部影片很容易觸動人的敏感神經，非常吸引人。但是它講述的好像不單是一個愛情故事。」
《紐約觀察家報》的雷克斯‧瑞德(Rex Reed)表示：「《朗讀者》是部很不錯的影片。」
《洛杉磯時報》的湯姆‧歐尼爾撰文指出：「在所有角逐奧斯卡的最優秀電影作品中，它是一個強大對手。」
根據各種各樣評論對影片獲得奧斯卡獎的概率進行排名的《洛杉磯時報》欄目《信封》也比較看好這部影片：在角逐最佳導演的名單上，戴德利名列第七。
好萊塢電影城市新聞(Movie City News)網站則把《朗讀者》放在最佳影片名單的第八名上。 |
